新中国教育贡献 之 音乐

  编者按 用音乐教育的形式纪念新中国成立60周年，是一种历史与人文恰当而契合的纪念方式。音乐是时间的艺术，以音乐铭刻历史，如同呈现时光对于历史的点滴塑造。在音符的流淌中，新中国60年的辉煌闪耀于历史深处。音乐教育在新中国历史创造进程中，成为影响新中国历史精神特点及其规定性的文化元素之一。为此，我们围绕“教育贡献”这一主题，回顾过去，展示音乐教育所取得的成就，以启迪未来。

  学院贡献

  金铁霖 民族声乐教育事业的赤子之心

  ■本报记者 杨桂青  张杰 实习生 孔华

  在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系列活动之一的金铁霖从教45周年师生音乐会上，我国声乐教育家金铁霖，用4句话总结自己45年来的声乐教学感受：“感谢党和祖国对我的培养；感谢学生们对我的支持和合作；我要把有限的生命献给无限的声乐事业；培养又多又好的学生献给我们伟大的祖国。”说这4句话时，他的眼睛有些湿润。这4句话放在别人那里，或许会显得有些空，但放在金铁霖身上，却有一种贴切而扎实的感觉，让人觉得每一个字都饱含对声乐事业的热爱。

  上世纪60年代初，金铁霖师从被意大利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帕瓦罗蒂誉为“伟大的人”的我国声乐教育家沈湘先生。在中央音乐学院上学期间，经过沈湘先生的培养，金铁霖打下坚实的声乐基础，为其日后在教学过程中，成功总结出声乐教育要具备“科学性、民族性、艺术性、时代性”等重要声乐教学理念，提供了有力的支撑。虽然金铁霖当年的学习侧重于意大利美声方面的训练，后来却成了民族声乐教学领域首屈一指的人物，正因当年他对于美声的学习为自己打下了一个科学即共性的基础，加上他在民族声乐教学实践过程中，善于吸纳、分析和总结民族声乐中的各种歌唱技术元素，逐渐形成一整套成熟的声乐训练体系。

  从在中央音乐学院做学生期间即开始教授辅导学生算起，金铁霖已经教出一长串闪耀着光彩的学生：李谷一、彭丽媛、宋祖英、阎维文、戴玉强、张也、黎明等。近年来，因为金铁霖的学生们频频出现于电视等媒体之上，甚至引起人们的“嫉妒”，说他的学生在媒体上出现得过于频繁。对于这个问题金铁霖的看法是：“主要是实践证明，中国老百姓喜欢中国的声乐，咬字听得懂，风格听得懂，听着不累，又很好听。老百姓虽然不知道用了多少科学性，但是他们会承认！”

  作为成功推动中国民族声乐教育发展的著名声乐教育家，金铁霖深切地知道祖国的教育对自己的培养意味着什么，所以他把自己的任何成绩都归于祖国的培养这一大前提之下。谈起自己的老师沈湘先生，他总是无法平静而又饱含感情。沈湘先生在世时，金铁霖经常邀他去看一看自己教授的学生，请其提出中肯而宝贵的意见。金铁霖在教授张也时，有一次邀请沈湘先生来听她的演唱。沈湘听过之后说把张也交给自己培养3年，保证张也能在国际声乐比赛中拿大奖。虽然由于张也更加喜欢民族声乐，最终没有跟随沈湘先生学习美声唱法，但可以看出沈湘对金铁霖教学思想肯定之一斑。据金铁霖自己讲，他的民族声乐的资源来自民间，来自像李谷一、彭丽媛等他的那些学生身上的“原生态”元素——他竟然通过研究学习学生的唱法总结出一套声乐教学实践理论。由此可见，金铁霖的声乐教学思想，得益于美声唱法和民族唱法两种声乐美学思想的综合结晶，而这两种声乐艺术方式，有一个共同的来源，就是学校声乐艺术教育，所以金铁霖不管是对祖国还是祖国的声乐事业都充满了感情。

  金铁霖解释自己在从教45周年师生音乐会上的话时说，感谢祖国是说自己是解放后党和祖国培养的学生。感谢学生对自己的支持和合作——学生对老师的合作，本身就是对老师的支持，如果学生没有和老师合作好，就没有办法唱好，他们能参加这个音乐会，投入音乐会，能够把他的思想、感情体现到作品中去，有了他们的支持，他才能成功。所谓有限的生命就是，即使自己想干两辈子、三辈子，但做不到啊，一个人只能干一辈子，所以他要把有限的生命献给祖国无限的声乐事业。

  金铁霖饱含感情地说：祖国的声乐教育事业不是到他就到头了，后面还要发展。自己是一滴水，它是大海，所以他说要培养更多更好的学生献给祖国。几十年的声乐教学研究与实践，使金铁霖每谈起声乐教育，便立刻像如数家珍一样娓娓道来，而每当谈起祖国的声乐教育事业，便立刻有一种肩负历史重任的沉重感。因为他知道民族声乐的发展对于保持一个国家的声乐艺术特色来说，有着怎样重要的位置和意义。

  薪火相传

  赵季平 音乐是一种精神传承

  张杰：请谈一下您当年在学校学习的一些情况。

  赵季平：我从小就喜欢音乐，1961年读中央音乐学院附中，在学校里如饥似渴地学习作曲。那时侯我们属于那种学习欲望比较强烈的一批，一直到附中毕业都非常刻苦。然后到大学——西安音乐学院，因为上大学时很快就“文革”了，“文革”期间我基本是以抓自己的作曲专业为主，没有因为其他原因中断专业学习。“文革”以后，我到了中央音乐学院学习，碰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老师——张肖虎老师，他现在已经去世了，应该属于我的恩师系列了。他当时是中央音乐学院教作曲的教授，我跟着他学了两年，是非常重要的。这两年时间，等于让我把“文革”期间耽误的时间都抢回来了，大体是这么一个过程。我觉得关键还是自己对专业的这种爱好、执著，加上老师的帮助、培养等。

  张杰：当时中央音乐学院是一种什么情况？

  赵季平：当时“文革”刚结束，新一届大学生刚入校。我们属于干修班，属于重新回到学校进修学习的一批学生，是1978年恢复高考那一年入校的，和高考入学的学生一样，也要经过考试，然后根据成绩进学校，到了学校后我们更是如饥似渴地学习。

  张杰：您在作曲方面取得的成就，和当时的学习有什么关系？

  赵季平：我想应该是相辅相成的关系。从西安音乐学院毕业以后——那时是“文革”期间（1970年毕业），我到了戏曲团体，在戏曲团体对民族、民间艺术进行了很深入地学习研究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把民族、民间艺术这个基础打得比较扎实，有了一个整体的轮廓和概念。“文革”结束后，到中央音乐学院上干部进修班，又把过去的基本功进行了“回炉”，进一步打基础。两年的深入学习，使我有了专业方面的进一步提高。正是这两个方面的努力，对今后的创作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。其实，当年在戏曲团体也是在学习，对民族、民间音乐的学习、地方戏曲的学习都很重要，和学校教育构成了一种相互补充的关系。

  张杰：您作曲的思想观念非常先进，这种观念是什么时候确立的？

  赵季平：我的作曲理念很明确的一点是，走中国民族音乐这条路，但是要有时代性，和现在的这种思维和理念紧密结合。这种理念不能具体说是在哪里、什么时间诞生的，这是一个不断学习、领悟，逐步完善的过程，包括现在我还在学习。

  张杰：作为西安音乐学院院长，您对音乐教育有哪些体会和看法？

  赵季平：我还是强调学科建设，以便让学生们在学校里真正能够在学习目的、学习方法和今后的追求上，有一个更加明确的追求，为人生打下坚实的基础。从教学方面，让我们的老师有一个最好的平台，充分展示自己，让学生真正学到先进的音乐理念。（张杰）

  古典精神

  赵家珍 学校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境界

  张杰：请谈一下学校教育对您个人的影响。

  赵家珍：学校对我影响是非常大的，因为如果不进学校的话，我开阔不了自己的眼界，可能只局限在一个小圈子。当初我父亲带着我学音乐时，特别注重让我开阔眼界，经常带我到上海的一些大家、名家家里去，这是我老师挺多的原因之一。进了学校以后，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境界，所接触的东西更多了。当时我记得像梅纽因、斯特恩，他们都来学校讲学。我从他们的教学之中学到很多，甚至我现在的教学还有他们当年教学的影子。

  学校里的教育模式、接触的东西一下都不一样了。在家里，老师叫怎样弹怎样弹琴就行了。虽然每个老师都说我天资特别好，是天生学音乐的料。但完全不一样的是，没有进学校之前，不管跟哪个老师学，学到的都只是某个老师的信息，没有更多的信息。到了学校之后就完全不同了，当时觉得各种音乐仿佛一下融入了。

  后来到北京后，我跟吴景略先生学习，然后跟吴文光老师探讨音乐上的东西。他们给我的是完全不同的感觉，让我突然发现音乐到底是怎样一个概念。这时我才知道音乐要怎样经过一种处理，才能充分表达自己。原来音乐需要一个激发点，必须要有带动自己的激情，然后才能一步步表达一个完整的东西。这时才知道原来音乐是可以感动我的，原先我的音乐能够感动别人，但没感动我自己。

  张杰：您讲的是您在中央音乐学院学习时的事情吗？

  赵家珍：对。那时我们学校人很少，一个班只招几个人。记得小泽征尔来我们学校时，我们为他演奏民乐。听完整场音乐会后，他被感动得流眼泪。后来我们和他交流时，他告诉我们这些音乐是如何感动了他。我就慢慢去体会他对音乐的理解，对我启发特别大。最近，我到法国、荷兰等地演出，那里的音乐家说听懂了我的音乐，我觉得和原来对音乐本质的融合和理解有关。

  张杰：您觉得在古琴这种古老的艺术形式教育上，您的老师是不是更加注重口传心授？

  赵家珍：口传心授这四个字，用在古琴上，往往会被理解为，老师弹一句，你弹一句。其实我学的时候，压根就不是这样。真正的口传心授，其实是告诉学生音乐要怎样处理，气口要怎样衔接。这些看谱是看不出来的。口传的是一种精神，心授的是一种灵感，并不是老师弹一句学生弹一句就能学会的。

  张杰：当时您在中央音乐学院跟虞山吴派古琴大师吴景略先生学的时候，是一种怎样的状况？

  赵家珍：吴先生的教育方法是中国古典传统式的。我记得特别清楚，吴先生坐在沙发上给我上课，我就在他对面弹琴。我弹得好时，他就特得意，并且摇头晃脑跟着哼唱，弹得不好时，他马上“嗯”一声，说不对不对。有时，一节课就只跟几个“不对”较劲。1982年，我参加一个全国比赛得了一等奖，用300元奖金给吴老师在琉璃厂附近的荣宝斋买了一套毛笔，给自己买了一架录音机，此后便可以天天听吴先生的录音，仔细琢磨为什么吴先生说自己弹得不对了。

  张杰：跟广陵派泰斗张子谦先生学习，又是一种什么情况？

  赵家珍：弹得对的时候，张先生总是说“家珍弹得好，家珍弹得好”，如果哪里弹得不对，他立刻就不说话了，连不对都不说。后来慢慢习惯了他的风格，也就知道自己哪里不对了。后来，为了纪念两位老先生，我专门录了一张碟，叫《琴思》。

  张杰：龚一、吴文光先生对您的影响呢？

  赵家珍：他俩对我的影响体现在对音乐的细致理解上。可能我比较幸运吧，吴景略、张子谦先生是那种大线条型的老师，而我的另外两位老师——吴文光和龚一老师都属于极致细腻型的，我从这两位老师身上学到了细腻，最后正好在我这里把4位老师的两种风格融合了。